首相效应还能够发生吗？

纳吉于2009年4月3日正式出任我国第六任首相。国阵政府当时正面临着大选遭受重挫的严峻考验及巫统内部权力斗争（阿都拉倒台只是这场斗争的其中一个结果，当中还有慕尤丁和东古拉沙里等派系的角力及马哈迪旧势力的回归）。如果与前两任首相；即马哈迪和阿都拉出任首相时的情况相比较，纳吉的考验无疑是更严峻和复杂。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许多政治评论都认为纳吉的新内阁没有蜜月期可言。所以，如何摆脱前朝遗留下来的负资产和建立个人的领导威望成了纳吉上台后的当务之急。

这里，我们将比较三任首相在任期内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及应对有关问题的方式来推论纳吉的策略是否有效。马哈迪于1981年7月16日正式上任第四任首相长达22年之久，阿都拉则于2003年10月31日接任但任期不到6年的时间。由于马哈迪执政较长，我们只选择1986至1995期间（第七和第九届大选之间）作为比较，因为这时期和纳吉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较有类似的地方（表四）。

首先来回顾1986年至1995年之间马哈迪掌权时期所面对的国内外问题和解决方式。政治方面，当1987年巫统党选东古拉沙里和慕沙希淡结盟挑战马哈迪的主席宝座失败后，巫统随之分裂成两大阵营并造成巫统被法庭宣判非法。马哈迪迅速的成立了新巫统迫使东古拉沙里离开巫统并成立46精神党。在巫统/马来人分裂的同时，大马华裔因华文小学高职课题而产生不满及抗争。为了巩固政权，马哈迪采取了高压手段而引发了1987年茅草行动和1988年革除最高法院法官。华裔社群由于对长期不公平政策产生不满，并因巫统分裂首次看到了推翻巫统霸权的契机而提出两线制的愿景。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于1990年初开始衰退。而1990年8月爆发的海湾战争则导致世界原油价格飙涨。经济和生活压力更加加深了华裔选民的不满情绪。虽然国阵在1990年10月大选失去大部分的华裔选票，但却成功拉拢马来选票回流（炒作东古拉沙里穿戴有十字架的帽子）而继续执政。马哈迪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地位，把目标转向削弱统治者的权力而于1993年引发了新一轮宪法危机。与此同时，为了对抗经济衰退和笼络华裔民心，马哈迪开始了其广张型经济模式，推行多项大型发展计划和在教育等领域实行小开放。马哈迪专心打造的2020宏愿则成功让国阵在1995年（及1999年）大选重新赢取华裔选民的支持。

反观马哈迪的接班人，第五任首相阿都拉接过领导棒子后则面对大起（2004年）大落（2008年）的命运。虽然我国的经济还没有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复原，但是阿都拉的清廉形象让各族人民都把改革的希望投注在新首相身上，尤其是铲除前朝政府严重的贪腐，滥权和反民主现象。这也是阿都拉成功在2004年大选创造国阵政府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佳绩（赢取约90%的国会议席）。阿都拉主要的应对方法是腰斩许多马哈迪时代的大型计划（如新柔海峡的景湾大桥）及全马成立个别的经济特区（北马经济特区（NCER），柔佛依斯干达经济特区（WPI），东海岸经济特区（ECER），沙劳越再生能源发展走廊（SCORE）及沙巴发展走廊（SDC））。此外，为了抗衡伊斯兰党的回教国理念，阿都拉则提出了中庸回教（Islam Hadhari）作为中心思想。但事与愿违，除了媒体言论相对宽松以外，阿都拉的政绩却乏善可陈，与人民的期盼相去太远。例如种族主义的滋长，治安问题造成人心惶惶，警察投诉与滥权委员会的倡议胎死腹中，经济持续不景气等等问题导致各族人民不满阿都拉的领导而引发了2008年大选政治海啸。造成这局面的原因繁多，当中有巫统内部斗争（主要是马哈迪与阿都拉的反目成仇），驸马爷凯里独揽大权和阿都拉优柔寡断的性格也是主因之一。更有民间传闻阿都拉爱美人（首相第二任夫人）多于爱江山！至此，华裔选民对马哈迪倡议的2020年宏愿终于如梦初醒，原来只是骗局一场。（连倡议人马哈迪也否定了宏愿的目标，要人民如何再相信！）

表四：三任首相所面对的问题和解决策略

纳吉接棒首相一职后承续或面对类似其前任者的许多问题，情况甚至更严峻。而纳吉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法明显存有其前任者的影子。在经济方面，全球经济衰退一触即发，美国房贷问题还未完全消化，欧盟债权危机却越要越烈。而政府过度挥霍和举债（赤字预算案）使得国库干枯而不得不以种种名义向人民的口袋开刀。纳吉采取了类似马哈迪的广张式经济，企图以大型发展计划来带动经济（如大吉隆坡计划，捷运工程，吉隆坡国际金融区及100层摩天大楼等）。但是因为朋党和裙带问题而使许多计划面对阻力，甚至因为计划将造成环境和文化的破坏而面对人民的大力反抗如关丹莱纳斯稀土厂和苏丹街捷运计划。这些阻力让纳吉无法像马哈迪一样快速收割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面对异议分子时，阿都来采取比较温和的做法。而纳吉开始时想复制马哈迪的高压手段来对付净选盟集会，紧缩言论空间等。另一方面却任由某些团体／媒体横行无阻的玩弄族群和宗教课题。所幸的是，反对党（尤其是伊斯兰党）拒绝跟随起舞，让这种两面手法无法得到预设的效果。目前，纳吉尝试塑造其改革者的形象宣布废除或修改恶法如内部安全法令和大专法令，并以新法令来代替。可惜的是，这种示弱的行动引发巫统内的鹰派反弹，导致新法令变成新瓶装旧药，却又引起民间团体的强烈非议。

再来，纳吉要为政府的行政体系进行转型(Transformation)的考量是正确的，毕竟政府各部门所引发的弊病已经让华社痛恨不已。但是纳吉却犯上和阿都拉相同的错误！由于急于表现自己和让人民看到成果，纳吉的智囊们选择在极短（一年）的时间内推出各式各样的政府转型计划。问题是如果你做个简单的统计调查，到底有多少人清楚记得这些转型项目？更遑论是对转型内容有所认识。或许大家只记得某某部长／部门KPI又达标，甚至是110%的自己说自己爽的笑话吧！如果有人奚落阿都拉把大马变成寸土是特区，则有人笑称纳吉让大马每天都在转型。

在争取民心方面，纳吉舍弃阿都来争取马来－回教社群的策略而选择马哈迪以塑造全民共同愿景的策略，提出了‘一个马来西亚，以民为本，绩效为重’的口号。显然的，纳吉希望人民能够拥护一个大马理念而支持国阵。但纳吉的军师们却算漏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即

（1） 巫统内部的支持：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得到各族群，利益集团和社会阶级的欢迎和拥护。这情况除了因为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外，更重要的是反对党的积弱和政府对资讯的垄断所致。相反地，纳吉的一个大马理念遭受党内鹰派有意无意的奚落，明显的例子是副首相慕尤丁公开宣称自己是以马来人为先，大马人为次。引发了华裔对一个大马理念，各自表述的疑虑。
（2） 失败的先例：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能够得到华裔的拥护主要是因为它让长期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华社看到了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放弃新经济政策让全民平起平坐共享国家资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残酷的事实让华裔明白所谓的宏愿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口号来骗取华社的支持。因此，当纳吉提出似成相识的一个大马口号，大部分的华裔都带着质疑的态度。很多华裔就算没有直接否决一个大马口号，但反应也不会太热烈。

基于以上两点，纳吉虽铺天盖地的宣传一个大马理念，但在吸引华裔选票回流方面还是力不从心。

在领袖个人素质方面，由于阿都拉的性格优柔寡断和缺乏魄力，导致许多政策都议而不决。因此，多数人都深信纳吉将会比他的前任者更有魄力和果断。相信大家都认同纳吉是一位有魄力的领袖，从积极走访各州贴近人民，参与民间团体的活动到与青年们空中相会（电台和社交媒体）等，是前两任首相所不能及的。相反的，纳吉在决策过程中则表现出举棋不定，反反复复的负面性格。从净选盟2集会场地的罗生门，到许多政策提出后急转弯被迫腰斩都令到纳吉的形象受损，缺乏马哈迪那种虽上刀山下油锅，吾往哀的冒险家精神。

如果现任巫青团团长凯里是阿都拉的政治负资产，那么纳吉的负资产肯定是面对各种指责的首相夫人。从蒙古女郎事件到澳洲疯狂购物疑云，无论真伪都为反对党提供了许多攻击纳吉的课题。而首相夫人被指干预朝政则引起了巫统内部的不满声音。

纵观以上分析，纳吉首次领军的第十三届大选要以‘新’首相为卖点吸引华裔选票回流还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笔者还是认为，在纳吉落力演出亲民戏码和铺天盖地的一个大马宣传下，国阵将可吸引少数华裔选票回流，尤其是年长选民。

华裔选民投情绪票？

很多人对大马308政治海啸的发生都感到意外。甚至有些政治人物归咎于选民受到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言论误导而投下了情绪票（在其它时期的大选，也可以换成‘受执政党不兑现的承诺欺骗而投下的感情票’）。存有这种想法的人除了认为选民是非理性外，更是容易受影响而改变立场。另一方面，很多评论认为选民是对客观环境的不满而迁怒于执政党。308海啸是这种不满情绪在竞选过程中极大化的扩散所造成。以上两种看法岂是岂非很难说得准，但它们有个共同点，即认为选民的投票意向在竞选期间受到某种言论、事件、承诺而改变。显然的，所有参与竞选的政党都必然认同选民的意向能够在最后一分钟被转换，所以才会在竞选期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争取选票。

有趣的是，一项在308大选后所进行的调查发现有高达86.7%的选民表示在提名至投票期间从来没有更改他们的投票意向，只有13.3%的选民会被竞选活动所影响（表二）。这项发现对那些以为只要在竞选期卖力演出的政客是一种讽刺，也是对那些认为选民会在最后一分钟改变立场而投下情绪票的言论做出有力反击。在某种程度上，华裔选民相当理性的，有立场的。虽然选民对各政党的候选人都是来者不拒，甚至回以100%支持的承诺，请别高兴得太早，不是说候选人/政党最后一刻做出承诺就能得到回报。这个时候如果还有政治人物在问华人到底要什么，只能说该人的无知和天真！同样调查也发现，84.1%的选民不会因为政党撤换候选人而改变对该党的印象。因此，马华前总会长拿督黄家定在第十二届大选前最终派出年轻候选人时已经无法挽留败局。

再次记住，华裔选民是不投情绪票的。大部分华裔选民在大选前就已经有了投票取向。这些投票取向是从多年个人生活体验或族群心理所累积而成，它更多的是外在因素如经济起落、社会问题、族群权益、行政体系表现和政治课题所造成。以308大选为例，这些对执政党的不满在大选前很多人已经感觉得到，只是国阵错误认为只要小恩小惠就可以摆平，而在野党却成功把大家的不满凝聚起来。

表二：选民在竞选期间改变投票意向

如果我们同意了大部分华裔选民（无可否认还是会有少许的选民例外）是在竞选期前已经决定了他们所属意的政党或候选人，接下来让我们检视308政治海啸前影响华裔选民的课题及它和即将来临的第十三届大选前的情况有多相似。我们把这些课题划分为四个类别，即社会、政府运作、经济和政治课题。图表三简略地列出部分发生在308政治海啸前且带给国阵负面影响的课题和它们目前情况作比较。

表三：308大选前后影响国阵的课题比较

无可否认，国阵在308大选所面对的挫败是由许多个别事件引起而累积不满，进而改变了华裔选民的投票意向。许多人，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人士在308大选前都没有看到这些课题堆积在一起时所引发的负能量有多大。人们以为这些课题都是区域性的，只会引起局部影响且容易处理。笔者认为，安华旋风和互联网效用只是让这些课题串联起来及让选民看到其他人原来和自己的看法一致而更坚定了之前不敢表露的意向。

过去四年里，许多可能影响国阵大选表现的课题非但没有消失，反之有严重化的趋势或由其他课题所代替。存有严重化趋势的课题有种族关系、地方议题、教育课题、反贪会运作、安华性爱、集会、华基执政党内部问题等。问题没有解决或由其他课题代替的包括宗教、警察滥权、选举舞弊、司法不公、政府工程弊案、朋党、通货膨胀、税务压力、首相因素等。虽然政府承诺进行多项改革如废除恶法和成立国会选举改革委员会等，但往往是走一步退两步，与公众的期望相去甚远。此外，如果执政党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关丹莱纳斯稀土厂、苏丹街捷运计划和养牛计划所引发的争议，则可能会进一步拉低华裔选民的支持率。

比较了第十二届大选前和第十三届大选前的各种课题后，华裔选票是否会回流执政党的答案已经非常明显是方面。如果华基执政党还想继续在竞选期间利用糖果策略来争取民心，或期待政府目前挥霍金钱的民粹政策（我们将在下文比较三任首相的政策问题），那只有等着辞官归故里。

钟摆定律存在吗？

华基政党和政治评论员在过去都认为华裔选民的投票取向存在着钟摆定律，即华裔选民在不同的时期会倾向于支持不同的政治阵营。如果我们把时限拉长（不以一届为基础）则钟摆定律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从过去六届全国大选的投票取向来看（表一），华裔选民于1986年和1990年连续两届把手中的一票投了给在野党（民主行动党和有东古拉沙里所领导的替代阵线）。然而，接下来的三届大选（1995年，1999年及2004年）华裔选民却是情牵国阵，直到2008年大选华裔的选票才回归在野党（由安华所领导）。简单来说，钟摆定律的效果不会在一届内发生，而是以两届或更长的期限内发生。就这一点来说，情况对国阵或更准确的说对执政华基政党相当不妙。第十三届全国大选很大可能将不会再出现钟摆的情况，华裔选民的选票还是会继续留在在野党。

表一：历届大选华裔选民的投票取向和选前课题

是什么因素造成钟摆定律无法在一届内发生？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华裔选民的投票取向集体转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1986年全国大选后华社的反风沿烧到1990年，这期间发生了亚洲经济风暴更是导致华裔选民的不满情绪继续燃烧。接着，因巫统分裂而成立的46精神党在东古拉沙里的领导下成立了替代阵线。这个趋势让华社看到了改朝换代的契机而纷纷提出两线制。很可惜的是，虽然华裔选民在1990年大选时大力支持在野党，但是两线制在巫裔选民反风不起的情况下而功败垂成。时任首相马哈迪医生因而提出了2020年宏愿以重新笼络民心。在大量经济刺激政策及开放政策双管齐下，我国的经济很快进入了高成长期。当人人都可以享有经济蛋糕的同时，教育领域的开放也让华社对未来充满憧憬。因此，华裔选民在接下来的两届大选（1995年和1999年）都大力支持国阵政府。虽然当中发生了金融风暴及马哈迪和安华的决裂改变了马来-回教徒的政治版图，华裔选民却在政治稳定保障经济成长的思维下协助国阵维持政权。然而，2020年宏愿的光环在1999年大选后开始消退，国阵政府面对贪污腐败、种族关系紧张和经济疲弱的三大问题困扰，让华裔选民开始质疑国阵/巫统的领导。虽然如此，当新任首相阿都拉接替马哈迪后，凭着新首相的清廉形象和肃贪的承诺让华社重新看到了2020年宏愿的新希望。这造就了国阵在2004年大选取得有始以来最大的胜利。俗话说得好，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大！经济、种族、社会和贪污各种问题的持续严重化也终于让华裔选民彻底从2020年宏愿的兴奋剂中清醒过来。华社的第二次两线制理想终于在巫裔和印裔的反风配合下形成2008年第十二届大选的政治海啸。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钟摆定律并非必然发生的，而是由外在因素所以发。其中，经济课题是影响华裔选民投票取向的主要因素之一。1990年和2008年大选前的经济风暴使华裔选民转向支持在野党，而为了使经济能够持续成长，华裔选民从1999年至2004年却选择了国阵。除此之外，国阵所提出的愿景（2020年宏愿和阿都拉的承诺）则是执政党的有效武器。这种愿景不只是针对经济领域，也包括了族群关系，公平施政和民生问题等。因此，国阵要打破钟摆定律发生在两届大选以上的规律，希望华裔选民在来届大选转向支持国阵就必须提出能够吸引华社的新愿景（我们将在下节探讨这个问题）。这有赖于国阵领袖的魄力和是否有政治意愿消除党内保守势力，我们拭目以待!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外在因素促使华裔选民支持或拒绝现任政府，华裔选民的内在心理素质如民主观念和政权更替的接受度都是钟摆定律能够在华裔选民中发生必要条件。

华裔选民能接受更换政府吗？

这个议题看似乎有点不切实际，却是各政党所关心的问题。当然，我们这里谈的是华裔选民的心理状态，即选民对更换政府这一假设性议题普遍上的态度是什么？这里有三种可能的心理状态；即保守抗拒，可有可无，或乐见其成。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分别对执政党和在野党而言相对有利，而第二种情况则稍微利于在野党，因为可有可无其实也不抗拒改变。

很多由政党所提出的课题，表面在攻击敌对阵营的弱点，实质是在进行心理战术。例如马华紧咬不放的回教国课题，不见得政府更换了就会真的成立回教国，它的目的主要是加强选民的恐惧心理进而对更换政府这一选项产生抗拒。另一方面，行动党所提出的‘乌巴’（改变）口号则有解放选民的抗拒心理的作用，对于改变有心理准备和习以为常，至于改变后的实质内容与口号的含义并不一定相符。

多数的华裔选民是属于哪一种心理状态？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和城乡文化差异两方面来讨论。首先在历史方面，华族是一个经历朝代更送的民族，当中还曾受到外族全面统治。在近代，大马华社则直接或间接地经历了辛亥革命，日军统治，国共内战到台湾蓝绿政权替换的经验。因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权更送对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更何况是一个被认为腐败的政权。就这一点，华裔选民的心理素质比其它族群来得好。

至于城乡文化差异方面，许多研究显示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接受更多的资讯（来自主流或非主流媒体）及生活压力更沉重，因而导致城市选民的思想相对更为开放和容易接受改变。根据国家的统计数据，华裔人口主要聚居于城市和半城乡地区，再加上通讯科技的发达造成资讯快速流通和华裔家庭面对更高的生活压力（由国家政策或自我要求所造成）等各种因素，我们可以预测出华裔选民对更换政府的接受度比其它族群更高。这一种心理状态在华裔年轻选民当中则更为明显和普遍。

华裔选民的这种政治心理变化恰恰反映了308大选后华裔政治版图的移动（图一）。政治理论的3-4-3黄金比例，即执政党和在野党各有大约30%的支持者，而剩余的40%是中间选民 已经在华裔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中失效。例如在乌雪国会议席补选中，估计有超过70%的华裔选票投了给民联。在近乎人人都与马华有‘关系’的叻思投票渠道竟然高达80%选择了民联，这说明了不单是中间选民严重倾斜，连执政党的自家人选票也跟着起义。如果这种现象没有改变，那么新的黄金比例也许改为2-（1+3）-4，即国阵只有20%的支持票，而40%的中间选民中只有10%是国阵有能力吸纳的游离票。

图一：华裔政治版图向在野党移动